而就在不久前的2020年最后一周，业界早已传出“5位房企总裁相继离职”的消息。此前曾有数据统计显示，在整个2020年，房地产业界共发生约665起高管变动，这一数据几乎是2019年的两倍。表面上，这是企业对自身业绩的习惯性焦虑，而实际上，这正暴露了过去企业对职业经理人作用的夸大，也揭示着房企管理者在行业新环境下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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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焦虑，换管理层也无解

梳理过去一个多月的公开信息，不难发现多家出现高管离职的房企，其自身经营状况也正处“下行区间”。

2020年12月11日，云南城投同时收到三位高管提出的辞职申请，董事兼总经理杜胜、副总经理谭正良、吴涛同日辞任公司所有职务。而这一年截至三季度末的数据显示，云南城投实现营收37.05亿元，同比下滑23.64%，净利润亏损10.39亿元，较上一年同期小幅收窄2.28%。同时，其债务数据显示“三道红线”全部踩中。

进入2021年，1月9日，上任一年半的钱永华辞去了嘉凯城所有职务。20天之后，嘉凯城披露了2020年业绩预告，宣布去年全年净利润亏损12.5亿元，而其2019年盈利1.14亿元。此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亏损进一步扩大，由2019年同期的8亿元扩大至12.8亿元。

1月15日，上实城市开发董事会副主席、总裁、执行董事周雄离任，其任期内的最后一份财报显示去年上半年集团收入同比下跌31.1%，溢利同比下跌53.6%。

而通观整个行业的情况，克而瑞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房企业绩完成率普遍不理想，目标完成度超过110%的房企数量仅占提出全年业绩目标房企的27%，为近5年最低。

一位地产机构分析师对财经网表示，高管的主动离职与业绩压力有重要关系。诸多房企过去在行业粗放增长的时代实现了全国化布局与千亿级销售规模，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明星经理人。不过千亿房企的崛起来自于多方面因素共同助推，这个进程中管理层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是决定性作用，而其他中小型房企恰恰容易夸大这些经理人的作用。

“最近很多出现管理层‘水土不服’情况的企业本身规模并不大，它还没有完成100%全国化布局，尚处在扩张进程中。这类企业往往正在经历阵痛阶段，其自身的组织管理思路和企业文化等都亟待升级以跟全国化的企业接轨。职业经理人最大的作用是将头部房企成熟的管理经验复制到规模发展中的房企，而在复制的过程中，随着当下环境的变化以及具体企业的变化，当年的经验又不一定能完美适应。”

以嘉凯城为例，至2020年6月底，重点投资区域为长三角。至2020年底，公司最新披露的营收规模为9.75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12.5亿元，将2019年底刚刚扭亏的嘉凯城又拉回亏损状态。在此之前，自2019年5月上任的董事长、总经理钱永华递出辞呈。

钱永华出生于1962年11月，2007年进入恒大集团，历任恒大地产集团总裁助理、区域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和恒大地产集团副总裁，见证了公司销售规模从500亿元向5000亿元迈进，但进入嘉凯城一年半也没能挽回亏损态势。

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涛的境遇并没有比钱永华顺畅多少。黄涛于2018年1月上任，2019年4月提交辞职报告，任期内依旧持续亏损。进入嘉凯城之前，黄涛也效力恒大多年，历任恒大集团副总裁兼恒大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等职。

而在钱永华辞任后，嘉凯城新上任的董事长时守明仍然来自恒大，历任恒大地产集团总裁兼四川公司董事长、恒大健康集团董事长，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董事长，现任恒大集团副总裁，公司董事。

连续三位恒大高管空降，固然有四年前恒大入主嘉凯城的因素，而至今未能改善的亏损业绩，或也说明头部房企的经验未必能有效助推中小房企实现扩张。

“管理层的能力只是一个方面，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对房地产行业来说，通过更换管理层去解决业绩问题不太现实，因为撬动这类企业规模的最关键因素还是钱和地，而看目前的外部环境，资金成本和地价的提升又不允许他们再像以前那样‘野蛮生长’”，上述分析师说到道。

此外他还提到，导致经理人与房企最终分道扬镳的也不止于业绩压力，也可能是企业认为管理层在任期间，或其管理的部门、区域内部存在各种如贪腐、派系斗争等问题。如2021年元旦前，跟随王健林多年的万达商管副总裁、丙晟科技总裁朱战备因涉嫌贪腐被移送司法机关，进入1月，格力地产董事长鲁君四又因涉嫌内幕交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