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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还在，但烟火气正在从我们的城市中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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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看，网络世界的发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正在成为市井烟火的“杀手”，人们尽管热爱烟火气，却好像不那么需要它了。我们想吃饭，就点外卖；想买菜，也无须在菜市场和大妈“厮杀”；想要去哪里旅游，便提前订好酒店，再也不用在陌生城市的街头上下求索；就连我们想认识新朋友，也只需点击屏幕即可实现。

然而，所有这一切便利，都在让我们远离生活本身。

一些人与人的交流，是在“不方便”中发生的。/图虫创意

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不适合在社会生存的特征”的话题，让年轻人仿佛看到了自己。“特征”中提到：频繁吃同一种食物，喜欢的曲子单曲循环到吐，花钱从不计算，讨厌人群，事情不到火烧眉毛不会行动，口头禅是“累、困、烦”。

这些看上去不那么好的特征，却普遍存在于年轻人的生活中。原因何在，往往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说，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已经不再必要，俗话说——谁离了谁都能活，但现在要说——谁离了谁都能活，除了手机。

所以，我们的社交生活正在变得不再必需，仅存的那点社交关系不是情非得已，就是心甘情愿，除此之外，我们手里有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

这让年轻人以为，自己既然不需要人群排遣寂寞，那就索性给自己贴上讨厌热闹、痛恨交际的标签，他们情愿长久地浸淫在孤独当中，用每一顿“一人食”来为自己的孤独加一寸冕，用一个人旅行为自己狂欢，再也不愿意做任何多余的、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了。

“一人食”已经成为年轻社群中的某种潮流。/图虫创意

很多学者提出，现在是“个体原子化”的时代。最先提出“原子化”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齐美尔在考察柏林的社会状况之后写下了《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在书中，齐美尔提出：“城市居民的生活长期处于紧张刺激和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导致居民逐渐缺乏激情、过分理智、高度专业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原子化。”

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现代社会中的人形容为“原子化的个体”（atomomization）。这个原子化的个体是孤独的、埋头于物质享受的、完全“私人化”的，这样的个体普遍存在，并且这些个体之间也没有强有力的联系。

这一代年轻人恰恰赶上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来自科技变革。而科技变革带来的变化是渗透性的，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科技的支配，除了人性不变，其他都变了。

此外，科技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同样在影响人类的一言一行。这种变化则更为隐晦，也更为奇妙。

我们居住的社区

正在成为我们要抛弃的东西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认为，商铺是街道的基本构成元素。他发现，相比于欧洲城市常见的开放式街区，中国人觉得围墙林立、有出入管理的封闭式小区更让人安心。

但是，和开放式街区相比，封闭式小区的管理恰恰缺乏市井气息，商铺、小贩大多无法进驻，对餐厅、咖啡店更是拒之门外。开放式街区则完全不同，住户和街道的融合，往往使得街区充满活力，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也更近。

陆铭曾写文章探讨过城市的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宽马路、低密度”的模式，另一种是“窄马路、高密度”的模式。而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提倡“窄马路、高密度”。

街区的人流密度，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的社交距离。/图虫创意

陆铭表示，尽管后者并未形成共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很多人认为“高密度”城市发展模式人流量大、传染病更容易传播，但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发现，“窄马路、高密度”的模式相比“宽马路、低密度”模式的确存在一些优势。

高密度的街区往往有更多的活力。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往往伴随着更多的路口，意味着更多的餐馆、商店、公共服务场所，消费的多样性也会因此增多。此外，与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在总人口密度高的情况下，交通拥堵度反而是下降的。在小马路密布的地方，街道两边的商店和提供的服务更齐全，城市居民开车出行的需求也会因此下降。

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陆铭表示，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如果密度是坏的，大家为什么愿意住在市中心？如果密度是坏的，为什么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房价越贵？这说明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居住在高密度的地方。所以首先要顺应人的需求，给城市“加密”。

项飙曾在《十三邀》中提出“附近的消失”的概念。他这样描述道：“如果你问我们今天中国的年轻学生，父母的工作是干什么？你居住的这个小区，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这个小区在你的城市里面社会意义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周边的菜市场是什么关系？然后你的学校是怎么一个过程？他们描述不清楚。但他们对大学的世界排名很清楚，对怎么考托福、GRE很清楚，他们对那个系统了如指掌，但对自己生活的社区模糊不清，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