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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到乔纳森·诺兰的美剧《西部世界》，在各类科幻文学、影视作品中，“克隆”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未来技术。当然，它常常也作为一种技术反乌托邦的表征，用来制造情节中的伦理灾难。这与现实中人们对待这一技术的矛盾心态相对应。人类始终都在追求用技术扩展人体的机能，但同时又对其不确定的未来忧心忡忡。
　

　　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上，除了克隆技术，还有人造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等，但凡有一种技术威胁到人类主体性的边界，往往都会引来强烈的批判与质疑。在《如何制造一个人》一书中，菲利普·鲍尔总结了与这些技术相关的最前沿研究，并带领读者反思其后的哲学、伦理问题。随着技术爆炸时代的到来，克隆人类越来越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如果注定要面对它，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姿态？

　　《如何制造一个人：改造生命的科学和被科学塑造的文化》，作者: [英] 菲利普·鲍尔，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1年6月

　　作者|[英]菲利普·鲍尔

　　摘编 | 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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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克隆问题中的“基因决定论”

　　如果你想怀上一个聪明或者貌美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寄希望于随机的两性基因组重组来得到满意的基因呢？为什么不直接复制一个你知道的聪明或者有魅力的人呢？毕竟，这些人就有相关的基因。

　　我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克隆的过程：首先把一个细胞——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中，这个细胞可以是成体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一个去核的卵细胞中，然后以某种方式——化学信号或者电信号——刺激卵细胞，使其在新染色体的指导下发育成胚胎。对动物的克隆并不是从克隆羊“多莉”开始的。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汉斯·斯佩曼就做到了这一点：通过用一根绳套将蝾螈的胚胎一分为二，斯佩曼实现了对蝾螈的克隆。后来，他又用核移植技术实现了克隆。1952 年，罗伯特·布里格斯和托马斯·金使用核移植技术克隆了青蛙。1984 年，科学家首次用这种方法克隆了绵羊。“多莉”的重要之处在于，移植的细胞核来自一只成年绵羊的体细胞。

　　2005 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和他的团队率先克隆了一只狗，他们将它称为“斯纳皮”（Snuppy）。但黄禹锡不久后就跌下了神坛，因为他声称自己成功克隆了人类胚胎，并从这些胚胎中采集到了干细胞， 而这一成果被证实是伪造的。我们不知道用克隆技术来进行人类生殖是否可行。唯一能确定答案的办法就是尝试一下，但这在大多数国家是被禁止的。

　　在 2005年发布的一项宣言中，联合国呼吁所有国家禁止这种行为，因为其“与人的尊严和对人生命的保护相矛盾”。然而早在 1993 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科学家就已经进行了人类克隆。通过人工手段，这些研究者把每个体外受精的人类胚胎分割成了两团甚至多团细胞，这种方法可以被用来产生同卵双胞胎。这些细胞长成了早期胚胎，但未能达到可以在子宫着床的阶段。这项工作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不清楚研究是否获得了相应的伦理许可。

　　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人则是另一回事。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有可能可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2017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技术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上是有效的。借助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上海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蒲慕明和同事得到了两只克隆猕猴，他们将其命名为“中中”和“华华”。虽然提供细胞核的细胞来自胎儿期而不是成年期的猴子，但研究人员相信最终用成年猴的细胞也能实现克隆。由于某些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灵长类动物一直是特别难克隆的哺乳动物，因此这一结果是迈向克隆人的重要一步。这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其本身，而是为了创造出遗传背景完全相同的猴子。有了这样的猴子，研究人员就能开展有关阿尔茨海默病遗传学基础的研究。

　　抛开更广泛的伦理问题不谈，即使出于安全考虑，现在尝试克隆人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中中和华华是 6 次妊娠中硕果仅存的活产小猴，研究人员将 79 个克隆胚胎植入 21 只代孕母猴体内才得到了它们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法律允许使用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治疗性克隆技术制造供研究用的人类囊胚期胚胎（就像黄禹锡声称他做到的那样）。事实上，在这项研究使用的胚胎中，细胞比正常情况下多了一套染色体，这意味着不能保证分割出的细胞是基因完全相同的克隆体。事实上，还有另外两只小猴也出生了，克隆它们使用的是成体细胞的细胞核，但两只小猴都不幸夭折了，一只死于身体发育障碍，另一只死于呼吸衰竭。

电影《阿丽塔》剧照

　　要构想出一个值得用克隆来产生后代的情境很需要一些想象力。也许有人会想象这样的一幕：一对异性夫妇想生一个孩子，但夫妇中的一个人患有某种复杂的遗传病。这种疾病不仅无法通过基因编辑消除也无法筛查，并且肯定会遗传给孩子，因此这对夫妇选择克隆两人中“健康”的一方。但在这样一个假设的选择中，暗含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恋情结。

　　当然，不难想出克隆人的一些糟糕理由。最容易想到的一个是，想要以某种方式创造一个自己的“复制品”，借此延长自己的生命。这种想法不仅可能令人反感，而且是在自欺欺人。认为克隆出来的人是 DNA 提供者的“完美”复制品也是不正确的。正如我在前文中介绍的那样，受精卵的“遗传程序”是由发育过程中的偶然事件进行筛选和解读的，没有人能完全预测其结果。1997 年出生的克隆羊“多莉”与原来那头母羊并不是一模一样。此外，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克隆“多莉”的研究团队曾在 1995 年用胚胎细胞作为细胞核的供体，克隆了 4 只母羊。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这些母羊“在体形和性情上都迥然不同”。一个克隆自爱因斯坦的人绝不会是同等水平的天才。

　　不过在与克隆相关的话题上，要摆脱“简单粗暴”的基因决定论仍需一些努力。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基因决定论会引发一些荒谬的幻想，例如艾拉·莱文（Ira Levin）1976 年的小说《巴西来的男孩》中克隆希特勒的情节。科学家们必须注意遣词造句，不要再把基因组称为“决定我们的蓝图”，也不要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近期在谈及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编辑人类胚胎时那样，把基因组称为“人类的本质”。这类言论如今是一种危险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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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机器人”，“缸中之恼”：扩展人体的技术想象

　　虽然有一些惊世骇俗者和极端狂热分子声称已经克隆出了人， 但其实目前还没有人被克隆。但我觉得克隆人终究会发生。我不希望发生这一幕，因为和人工授精不同，似乎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去克隆人。我这么说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克隆人的福利，另一个是减轻人们可能遭受的痛苦。尽管如此，如果克隆人真的出现了，那么可以预见，将会出现另一个“路易丝·布朗时刻”。在这样一个时刻，当看到一种陌生的流程制造出了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时，我们很难缓解对这种流程的不安。

　　罗纳德·格林曾在 2001 年指出，在 10 ~ 20 年内，“世界上每年将有少量的儿童（几百至几千人）通过体细胞核移植技术降生”。尽管预测的时间不一定对，但这在理论上或许是正确的。正如格林所说的那样，很可能在几十年内，“克隆就将成为众多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一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希望人类克隆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下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进行，并且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而不是任由科学怪人和唯利是图的公司在荒郊野岭开展，因为他们不会关心客户克隆的初衷甚至福利。我们可能会对人类克隆持谨慎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丝毫理由拒斥通过克隆技术制造出来的人。

　　操控细胞的新技术使制造和塑造人类成为可能，这听起来似乎颇具戏剧性，甚至可能令人忧心。但与这个领域早期的一些科学家的预测相比，这些可能性显得相当保守。约翰·戴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就斐然的一代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中的一员——这一代科学家还包括 J. B. S. 霍尔丹、李约瑟、朱利安·赫胥黎和康拉德·哈尔·沃丁顿——他们不仅奠定了发育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同时还将这些科学进展融入关于科学会扮演何种社会角色的想象中。贝尔纳 1929 年的著作《世界、肉体和恶魔》（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回应了霍尔丹对生物技术所带来的可能性的推测， 而这些推测则源自剑桥大学的史澄威斯实验室关于组织培养的研究。